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文化企业彰显担当 创新发展动力强劲****** 文化企业彰显担当 创新发展动力强劲 ——第十四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述评 光明日报记者 鲁元珍 12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提名企业名单正式揭晓。这一年来,全国文化企业坚持深耕细作、攻坚克难,尽管面对着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影响,作为中国文化企业“第一方阵”的“30强”企业始终奋进在行业的潮头。它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心创作文化精品,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在出版、传媒、影视、动漫、文旅等领域亮出了一张张出色的成绩单。 坚持“双效统一” 彰显社会担当 多年来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的华侨城集团,如今已布局了全国近100座城市,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达1668.09亿元,其中文化运营收入1017.48亿元。透过这张闪亮的成绩单,可以看到骨干文化企业出色的市场竞争力。 从数据看,本届“30强”企业总体经济规模进一步壮大,2021年度合计主营业务收入5288亿元、净资产7170亿元、净利润466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均创历史新高,净资产首次突破7000亿元大关。 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上榜企业在承担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始终走在前列,积极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文化企业的使命和担当。近年来,华侨城集团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文旅融合+美丽乡村”“产业帮扶+乡村振兴”形态,目前参与建设和运营的特色小镇及美丽乡村近30个,并在全国多地开展湿地保护工程。上海电影集团旗下影院以“三步走工作法”服务老年观众,旗下技术厂完成了8部无障碍版影片制作,铺设完成江浙沪无障碍至爱影厅70个,进一步满足视障人群“看”电影的需求。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考验,文化企业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在抗疫中彰显责任担当——中原出版传媒面对疫情和洪涝灾害的双重压力,不计成本将学生教材按时送达全省1700万学生手中;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先后为22个封控小区提供后勤服务和物资保障,为25个隔离酒店维护设施设备,提供86类物资近6万件,出动“爱心大篷车”供给各类生活物资超10万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数十种疫情防控主题出版物,助力普及新冠疫苗接种相关知识,并向海外输出多种语种版权;华数数字研发“华数温感通智能平台”等产品,助力基层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开辟互动电视“助农专区”,缓解农产品滞销困境。 创新融合发展 新业态不断涌现 创新、改革、转型,是文化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新技术的迭代更新、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趋势,文化企业积极投身融合发展的大潮,践行着“文化+”战略,在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中取得了新的成绩。 在“30强”企业中,内容出版行业占据了13席。面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产业环境变化,出版行业积极探索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以内容为核心开发多形态产品,展现自身的创新活力。 《永乐大典》VR版、《美的常识》有声版、《幸福的末可可》融媒体绘本……这些新产品都是中国出版集团践行内容与技术融合发展的成果。在多年来坚持业态创新发展的努力下,集团的融合平台资源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中华经典古籍库”新增上线资源2.5亿字,新技术应用能力进一步提升。 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已是连续14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经过多年的创新实践,各业务板块都包含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实现了发展模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产业结构由单一的出版传媒业态向“一业为主、多元支撑”的复合业态转型。中国工信出版集团推出的《听!国宝在说话》等产品入选2021年度“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2021年,新兴出版业务收入7034万元,同比增长33.5%,融媒体图书实现业务收入2.3亿元。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积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大力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业务收入在文化主业中占比45.7%,其中皖新K12智慧教育云平台被评为全国数字化校园优秀方案。 多年来,出版行业深入践行融合发展理念,不仅实现从单一的传统纸质出版向全媒体、全IP、全产业链转型,还持续不断推出新业态、新产品,成为其保持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密码”,为传统文化企业的转型发展引领了方向。 上榜企业中,还包括上海米哈游、北京蓝色光标等互联网企业和数字企业。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这些企业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将技术与创意、文化、内容结合起来,为传统文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模式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等方面成为标杆典范,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深耕优质内容 打造文化精品 《我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长津湖》……近两年,一批主旋律题材电影成为“爆款”,赢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背后,离不开一众影视公司的潜心创作和经营。在此次上榜的文化企业中,华策影视、华夏电影、中影集团、上影集团都是影视领域的“排头兵”,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深耕优质内容创作,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己任,将一批批优秀的精品力作奉献给广大观众。 中影股份围绕建党百年等各个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工作,创作生产了《悬崖之上》《峰爆》《我和我的父辈》《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一系列优秀电影作品,全年累计票房239.60亿元,占同期全国国产影片票房总额的60.01%,市占率比2020年、2019年分别提升了27%和42%。上影集团作为主要出品方出品了《长津湖》《爱情神话》等影视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沪语电影《爱情神话》更是成为年度“现象级”的高口碑海派精品之作。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主控宣发的电影《守岛人》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首部献礼影片,实现票房过亿元。 此外,多题材、多样化的影视内容不仅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还成为助力“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如华策影视推出了《月光变奏曲》《八零九零》等反映各行各业创新奋斗、精彩逐梦的现实题材剧,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装题材剧;《刺杀小说家》多语言版本同步在海外多国热映,票房破10亿元,虚拟拍摄、动作捕捉等数字化拍摄制作技术,有力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制作水准,成为行业标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4K纪录片《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全球发行播出区域覆盖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总触达人次超5亿;百集4K微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累计收视超过2亿人次。 坚守着服务人民的初心和使命,“30强”企业作为文化行业的杰出代表,始终秉承着精品意识,深耕优质内容生产创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批批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在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