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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媒聚焦中共二十大：为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增添注脚******
(中共二十大·声音)海外华媒聚焦中共二十大：为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增添注脚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电 题：海外华媒聚焦中共二十大：为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增添注脚
作者 金旭 徐文欣
中国进入“二十大时间”。在会场内外，活跃着海外华文媒体的身影，他们见证中国发展的重要时刻，认真践行华媒人担当，全力以赴让世界看到新时代的中国。
凝“新”聚力传侨音
现场报道中共二十大，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社长胡宪感叹每天都充满新鲜感。
在筹备报道初期，胡宪特意对居住在蒙特利尔的读者进行了调查。“我们带着海外民众和侨胞的关注‘有备而来’，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中国全貌，回应侨胞关切，解答侨胞疑惑。”
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14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被胡宪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从贫穷到小康的跨越，向着民族复兴前进的步伐坚定且从容，这些具体详实的事例是中国故事最充实的范本。”她说。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携手同行赴盛会
罗马尼亚《欧洲侨报》社长高进向记者展示了境外媒体记者采访申请系统，他说：“5年前我全程参与中共十九大的报道，如今这种熟悉感又回来了。新闻中心对时间的精准把握为媒体省去很多等待时间，各个环节无缝衔接，为中外记者采访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欧洲侨报》及相关网站计划发布逾百篇大会报道。高进称，“不管是前方记者，还是后方编辑，大家都希望抢抓热点，第一时间把二十大报告中的亮点、重点呈现给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
“在大会开始前，我们推出《迎接“二十大”，圣彼得堡中国留学生有话说》等预热稿件。”俄罗斯《龙报》社长李双杰深感，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共二十大的关注表明他们早已将深厚的家国情怀融入个人的远大理想与抱负之中。“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推进？更加鲜活生动的中国形象如何展现？这些都是海外侨胞尤其是新生代最关心的话题。”
5年后再次近距离报道中共党代会，李双杰相信，所有人都得到了期盼已久的答案：中国发展未来可期。
此次参会，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长吴敏聚焦中国对外开放方面的积极举措。他表示，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决心能给海外侨胞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合作机遇。
“云”上添花同参与
一些未能到达现场的海外华文媒体开启“云报道”模式，积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告诉记者，“云参会”能充分发挥融媒体报道的优势。“我们成立了中共二十大专题工作组，目前正邀请知名欧洲专家学者解读二十大报告，力求多角度、全方位深度聚焦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世界的启发和贡献。”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读懂中国。”朱爱莲表示，回顾过去十年的奋进历程，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治理经验值得借鉴，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无疑让世界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更有信心。(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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