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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近观中国)“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作者 钟三屏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眼里，这是习近平引用古文经典讲道理的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对中国领导人善于用典印象深刻，因为在当今西班牙政坛这并不常见。

　　但这句“表述古雅、颇具美感”的中式古语，着实难住了这位自称为“语言工匠”、有近20年政治文献翻译经验的西班牙人。他在字典和同事的助力下“花了一个星期来理解”。

　　这句古语的出处和释义，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未必熟悉，更别说文化背景迥异的外国朋友了。

　　这句话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研究《易经》的心得。《易经》构建了一个玄妙复杂的东方式辩证法世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欧阳修认为，学习《易经》要先懂得其基本的道理和原理(即“大”)，才能对具体卦象(即“小”)予以分析，否则就会陷入庞杂巨细之中。后人一般以此比喻做事要看“大势”、从大处着眼。

　　这句“高冷”的古语在今日中国社会“出圈”，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引用不无关系。

　　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引用“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强调中美关系要看大局、谋合作，而不能只盯着分歧。

　　“政治家引用这句话，是希望用辩证法来指导人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安永分享他的观察，并认为这句古语适用所有国与国关系。

　　习近平曾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如何搞好？从习近平呼吁中美两国“向前看、往前走”“关键是管控好分歧”，外界从中领略到得“大”兼“小”、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东方智慧。

　　如何把这一东方智慧传递给西语读者？安永发现，这句中式古语在西语语境下也有对应的俗语：一种是否定式，no hay que andarse por las ramas(不要舍本逐末)，另一种是肯定式，hay que ir directo al grano(抓住主干)。

　　结合上下文等因素，安永最后采用了hay que ir a los más importantes(要从最重要的方面入手)的译法。

　　他由此还发现了中文和西语之间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中文很多概念以对偶对仗的形式出现，很多词语由两个反义字组成，例如是非、曲直、对错、远近，或一件事“正”“反”对照着说。而对应的西语翻译会使用省译或合译的方法只突出表达“正”或“反”的一面。明代大儒方孝孺所著《家人箴》中的“适己而忘人者，人之所弃；克己而立人者，众之所戴”，西语可译为La gente se aleja de los que piensan solo en sí mismos y apoya a quienes se desviven por los demás，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不少古文经典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广泛适用性，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场景。

　　2013年5月，习近平在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回信时也引用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以此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面对“人生方程式”，习近平同样运用得“大”兼“小”的辩证法来求解：超越一己得失，放眼天下，为家国计。正所谓“小我”融入“大我”，“大我”成就“小我”。

　　安永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想鼓励民众一同发展和守护自己的国家。这类“不计个人得失，捍卫国家荣誉”的话语在西方国家并不鲜见，将个人理想和民族理想互融的理念同样能引发西方人的共鸣。

　　得“大”兼“小”，不仅是习近平对中国年轻人的期许，也折射出他对自己的要求。他曾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态度——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安永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要说服民众，自己就必须首先成为大家的头号榜样。

　　不管是国际关系层面，还是人生命题层面，习近平推崇得“大”兼“小”的智慧，就是要察观大势，认清根本，保持大格局，顺应大方向，在“得其大”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兼其小”，最终达到圆满和谐——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精髓要义。(完)(图片来源：中新社、中新网)

何伟：六大因素驱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光明网讯（记者 雷渺鑫）当前，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和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整体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态势，并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1月6日，由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北京信通传媒·通信世界全媒体承办的“2023ICT行业趋势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何伟发表了题为《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构筑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过去两个十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加速发展。未来十年，产业将在数字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ICT产业发展、数据价值释放、数实经济融合、治理体系构建六方面持续发力，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随着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逐步深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并加速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也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引领力量。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开启新十年的发展大幕，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何伟表示，预计到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52万亿元。未来五到十年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将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而产业数字化同样也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并且随着工业数字化加速渗透，其与服务业数字化共同构成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依然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其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凸显。针对如何为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何伟表示，重点需要关注六个因素：

　　一是数字技术迭代创新，锻造数字经济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正处于系统创新和智能引领的重大变革期，数字核心技术领域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是网络基础设施持续升级，夯实数字经济重要载体。通信网络迈向高速全光，协同与智能助力发展。

　　三是ICT产业持续发展，成为数字经济先导力量。

　　四是数据价值持续释放，打造数字经济关键要素。当前，我国数据资源化阶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而数据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还处在探索中，技术应用、市场流通、制度设计三措并举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五是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构建数字经济主战场。数字化转型支出成为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动力，转型支出持续扩张。

　　六是治理体系加速构建，筑牢数字经济重要保障。当前，与数字化发展相适应的数字治理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相关的制度规则将加速健全；数字市场监管将步入常态化，专注创新和竞争力打造将是赢得未来的核心。同时，全球数字治理新规则将持续塑造，新议题不断涌现。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