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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走进节日里的中国******

带你走进节日里的中国

——读《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张志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岁时年节，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庄严的话题。它不仅历史悠长，内蕴丰厚，而且关乎时间的信仰，地位神秘崇高，融入生活空间，每个人都推诿不掉。古今与其相关的著述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在这冬日的长安，看窗外飘飘洒洒的初雪，轻抚初读黄元琪著作《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以下简称《岁月欢》）的书页，让我有一种执壶品茗悠长回味的惬意。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清秀别致、颇有特色的文化著作。沉浸其中，恍若敦煌共女反弹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亏她写得出来！

《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黄元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然并不是说《岁月欢》就无可斟酌挑剔。如释“年”仅以周代丰熟为义项，而略去夏“载”、商“祀”和远古“岁”的丰饶意涵，就可能阻断年节谱系性仪式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些根脉。再如将古代的正月初六前造动物而初七造人的神话寄植于女娲，不知语出何典？至于春联源起，原本是后蜀主孟昶不满学士辛寅逊的联语，亲自撰写并悬挂“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遂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幅春联，而辛之所写，只不过初拟被弃，成为未完成状的联语案头本而已。若真说成“孟昶每个除夕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字”而后才亲自动笔，那春联的起源恐怕要另说了吧。

　　在我的印象中，不少有分量的岁时年节著作，多立足于传统的文本叙事，庄重沉着，比如，从历代官方与社会精英的文本与图像叙事中梳理，从田野作业中特别是口述传统中呼应与补充，从而重构岁时年节的整体轮廓与仪式细部，进而展示岁时年节的整体风貌与文化空间。黄元琪则异军突起，一声长笛，灵秀悠扬。她长袖善舞，调转重心，镜头直对时下，聚焦民众的节庆生活本身。或许，作者如此命名，旨在说明只是写节日的四时欢而不及其他。那又何尝不可呢？更何况她写欢本身却也并非轻旋律浅节奏飘逸轻柔，而是执着沉稳，厚重阔远，甚至不无忧伤的低音起伏。真可以说时间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刷新日常感，缘启好奇心。这就自带新鲜感了。

　　壹

　　呈现当下性，着意节日的现在进行时

　　《岁月欢》的亮点之一，就是立足当代，将节日感融入现实的生活之中。在这里，着意撷取眼前的波澜，观赏可以衬映的山色林涛，天光云影，即便偶有追根溯源，也沉浸下来，以烟火味、透地气为自家独有的面目和亮点。显然，作者是将坐标系立于现在进行时，所拓展的衣食住行歌舞等所有象限，都从时下原生态的节日语境延伸开来。

　　从文本叙述层面，文本多以直通地气的叙述句式呈现具体的生活意象与感觉。

传统傣族孔雀舞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这里，不是历史言说那样乐于抽象概括，也并非新闻报道那样目标端直的直奔主题，而是有着相对厚重细腻的感知与描写。其笔势摇曳多姿，收揽所见、所听、所闻、所触和所想的细枝末节，尽量让原生态的生活色彩、音响、线条和味道等进入字里行间。如序言所写兰溪的中秋节一瞥：“月光温柔地在小溪流中流淌，村民们鱼贯而出，在柚子上插香，一家家敲门、作揖、祝福平安。明明夜晚的村庄路灯昏暗，但一轮明月却足够照亮每个人的脸庞。”如此截取细微的直觉，没有纯理性的抽象与阻断，却有着心往神追的高远与温馨。因这里既有情致洒脱的俯瞰式目光，又有善待一切的淑世情怀。仿佛现象美学家那样，只是听，只是看，只是感受，暗含更多的感悟却不说破，让博大幽远的节日情境得以无遮蔽呈现。如此单纯到一片澄明是不容易的。世间所有快乐弥漫开来的不就是单纯吗？如同婴儿的微笑，恋人的依偎，母亲的絮语……节奏又是从容到惬意的舒缓，如月下轻音乐荡漾，如山间云朵升起。

　　与此同时，从叙述视角层面，还在于作者以实地采访与考察为由，将自己直接融入所叙的语境之中。

　　这就有了多维的视觉：既是外来人，旁观者，描述的主体是他者，所述有相对的客观性，新奇性；又是亲身参与者，体验融入者，所述有情境的真切感，发之于内的情感性；还是事后追述者，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文字叙事的全能掌控者。且不说敏感而起伏的情绪自然融入，多向度的叙事视角彼此组接而预留的空白，也为文本的摇曳多姿平添许多意趣。

　　如序言所写“我记得在云南深山中，布朗人迎接完太阳后一路跳歌回村。队伍走得很慢很慢，经常前行三步便停留在原地跳舞唱歌。人们接力用布朗族特有的调子唱歌，每个人唱完一段，就有人豪爽地灌他翡翠酒，所有人都齐声叫好。大家高举插满鲜花的竹幡，米酒抛洒到空中庆祝。我在不远处等候队伍前行，一点也不着急，享受地看着寨民们浑然忘我的快乐。那份快乐随着清风拂在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现实中的压力与烦恼，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一时之间，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误入桃花源的那个人。那些传统习俗明明还在民间留存，它们的感染力能让人如此喜悦与平和，为什么我们不去在意它们呢？”这里，没有浓得化不开的知识点阵，而是烟火味浓郁的歌舞言笑、村舍氛围。看似平凡却又跌宕，言笑晏晏而余味深长。慢节奏不是空壳的口号，而是驻足微笑，看，听，欣赏，空间如绿树撑一伞浓荫，时间似湖水停泊云天。欢乐不知身何在，歌舞醉心如梦游。在读者也欣然接纳，因其并非身处庐山之外的指点言说。

　　从叙述文本来说，还在于节日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故事。

桃符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我们看到，不同节日都聚焦相应的主人公，且都有着相当时间长度的故事，都有久萦于怀的憧憬和脚踏实地的践行。或传承技艺，或展示才智，或追求爱情，或振兴村庄，或争为优选者……在这里，不只有散文细腻的笔调，更有类似小说的情节推衍与细节雕刻。一个个如电影呈现我们眼前：金华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黄先生，既欣慰东南亚时依然火爆的订单，又遗憾江南难有往昔年画的盛景，更担心这一千年遗产就此断绝；而做桂花糖年糕的谢老则全身心投入于尝试机制古老年糕的品控上；肖公巴哈尔节上，阿布拉江叼羊大赛夺魁而胜不骄，篝火晚会表白受挫却败不馁；玉依香姑娘连年在傣族每年取水少女选拔中败北，终于心想事成并获得了甜美爱情；桑刊节上小伙子岩温罕或歌或舞或酒或泪，对改变家乡而早逝的妻子仍不思量自难忘；中秋节在潮汕的惠玲姐弟惨淡经营着传统的金漆木雕，仍以与马来西亚的叔父彼此思念为慰安；侗族大歌的贵娘与俊哲在歌赛的演出与欣赏中，有着幸福的当下与甜美的回忆……

　　面对有故事的人物，面对测不准的命运感，就文本而言，在目的未达之际，就不露声色地预设了欲罢不能的悬念，而途中任何点滴的波澜挫折，读者的心弦难免微颤而不能超然于物外。就主人公而言，有期待，有欣然自赏，有遗憾，有忧伤。如同春花秋叶，欣欣生意，自然而然地萌生，绽放，更会化为春泥更护花……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统摄于节日欢乐的氛围之中，成为直击人心的音色浑厚意蕴深沉的交响曲。如此以生活的坐标系描述节日之欢，不也就吻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宽厚的美学命题吗？

　　贰

　　剪辑节日现场，秀出图像叙事

　　《岁月欢》的亮点之二，面对同一对象，文字叙事的同时，各章节也巧妙配图呼应，嫣然一幅幅色线光影交织焕彩的图像叙事。

母子兔 杜焕焕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图像，既不复制传统书卷中的线条勾勒，也不拷贝远在画室的美术家色彩涂抹，而是节日现场真切的情境剪影。我们知道，文字叙事只能在无限逼近事物特征中唤起联想与想象，而不能再现事物与情境本身。而图像叙事却有文字叙事所难以企及的直观性、现场性和全面性，且有将三维物体经聚焦方式叠印在二维纸页如在目前。图文辉映，恰似舞台二人唱，彼此默契配合，却也无妨自家面目。图像穿越文字而无遮蔽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变时间艺术为空间艺术，瞬间把握所在空间的轮廓与细部；而文字叙事则着意所指，能补足图像所缺的清晰叙述线索和复杂意义的表达方式。因文字抽象符号易于穿透性剖析，更易于理性境界的提升。如此异质文本的碰撞，既有联想与想象的张力，又有一目了然的清爽，两两相悦，避短扬长，使得这一著述平添胜于前人的一个新向度。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物件，便以正视图或近似正视图格局，郑重其事地推出。窗前的屠苏酒瓶，色如翡翠形似元宵又似饺子的清明果，色黄形圆味美的月饼，米白枣红裹叶绿的粽子……无一不是独幅满篇，大特写般突兀而来，惊喜而来。如此美味，色香味意养型如此饱满欲出，惹人禁不住津津潜液的渗涌，更有一种神圣幽远的联想。它就是节日仪式的核心元素，就是节日底蕴积淀的活态形式！试想哪一个节日没有标志性的礼仪食品呢？哪一个节日食品没有弥漫着吉祥温馨的文化氛围呢？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环境景物，往往从脚下到天边，广镜头满版满幅地推出。那富有地域特色的房屋外观，那过年挂满腊味的屋檐，那绿意盈盈的水田，那小沙弥来去的寺院，那浩瀚的湖泊，那亘古的雪山，那辞旧迎新的冰河……一旦摄入镜头而折叠入书，所有景致便顺心如意成为特殊的节日文化空间。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人物，都是邻里街坊，芸芸众生，没有身份的加持，没有业绩的铺垫，没有级别的门槛，从祈水的少女，到弹奏乐器的姑娘，从轻抚马头准备叼羊的小伙子，到抬官轿上的儿童……大都以符合正身律的造型特写的镜头呈现。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长镜头扫视下的大多数，只是鲜亮色彩的朦胧陪衬，只是沉默幽远的背景，而这里却出以清晰的个性主体形象。这，就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图像叙事。人本性的庄严以敬畏的镜头自然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图像叙事又以其特殊的蒙太奇结构滋生张力。譬如当下的屠苏酒图与古代歌咏屠苏酒的诗文碰撞，便有时间穿越相融的浑然之感；而那剪纸红艳艳的通灵剔透更是直逼读者曾经的视觉阅历；同时，剪纸与桃符、春联、门神年画不同视角的拍图，掀开年节氛围神秘喜庆的一域；中秋月、八月桂和月饼异质碰撞，形断意连，辽阔与精致兼容，烘托出中秋时空博大的文化空间；还有木版年画中的灶神、门神、财神等与时下年节扮演的财神相对并出，让人顿生天地人神同时在场之感；古代留存至今的锦囊压岁红包与现实中精彩红纸的压岁红包同质异构的呼应；多样精致的泥人玩具与博大浩渺的绿荫山水屋塔云天对应，它们看似相对，其实彼此接纳了对方；草本花卉点缀山川也点缀衣裙，悠悠的岁月雕刻着历史的年轮也震荡着青春的旋律……图文互饰之外的图像对谈，便可见出流逝中习俗历时性的同中之异，或者共时性的异中之同。这一切的一切，都衔接为传统与当下、人与环境的链条亮点，融汇而成古今一体的浑融语境。

　　颇有意味的还在于，图像叙事多幅连缀仿佛连环画，既是空间建构的呈现，也是事件（工艺或仪式）程序的再现，情感的线索自然融入其中。譬如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工具的揭示，自成图像谱系。或者说，这一组图的叙述逻辑，就在于同一空间内呈现了一个技艺连续性的时间。而此时此地与技艺流程，或许就是历代祖先一再复现的场景。看似容易却艰辛，古今穿越疑是真。在这里，传承激活并打磨着智慧，时下的活生态展演有着厚重的历史投影。谁能说这时间不是叠加？这空间不是叠加的呢？同样来看前呼后应的图谱，馕的打制、餐桌的摆设罗列和客主的欢宴，既宣示空间性的餐饮仪式，又定格时间性的节庆过程。在这里，文字叙事的时间流程，图像叙事的瞬间呈现，彼此蒙太奇碰撞，看似平淡的事理逻辑便似中子击破临界面，迸射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感受到字里行间欢乐之潮的真切涌动。

　　叁

　　以点带面刷新视阈，着意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岁月欢》的亮点之三，虽说文本只切入节日欢乐一个侧面，但整体有了全新的格局，即呈现出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相异于一般同类著述多聚焦于以汉族为主体的节日，若仅读目录或粗览文本，直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节日各占其半。这里依次写春节、肖公巴哈尔节、清明节、泼水节、桑刊节、端午节、中秋节和侗年等。如此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线索是作者自己考察访谈的时间与轨迹，以及岁时春秋的顺序。而在深层来说，则是对中国节日开放结构的书写与确认。

　　由于偏重于活态的中国节庆语境，偏重于历史遗存在生活中的呈现，文本着眼博大却从细微写起，便轻易展开了开放式结构。作者随着旅游与考察的脚步而步入一个个村庄，一家家庄院，一个个亲似家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似乎仅仅是品其食、观其舞、听其歌、赏其画、穿其衣、乐其乐，却也串起了古与今的文化脉络，串起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携手并肩的节日狂欢。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并非汉族所专享，泼水节也并不为傣族所独有。譬如除汉族外，每个节日往往有二三十个民族融入其中：共享春节的还有藏族、彝族、蒙古族、壮族、布依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黎族等；过清明节的，北方有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等；南方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畲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土家族、纳西族、布依族和普米族等；过端午节的，还有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畲族、锡伯族、朝鲜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同度中秋节的,还有侗族、苗族、壮族、傣族、黎族、满族、朝鲜族、高山族等；刻板印象中泼水节似傣族专属，其实也为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所共享；而叼羊比赛，则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节日狂欢的传统仪式……这样，一本书看似区区八章，仅写几个节日，其实却象征甚至囊括了中华民族全部节日的全新视阈。从南而北，自东而西，四两拨千斤，这就是覆盖全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样的《岁月欢》，说得出，叫得响，拿得起，放得下，真是入其内则身心沉浸，出其外则深情回望啊！

　　这样笔势也放开了，不同的民族在节日文化建设上也有各自的贡献与拓展。在宁波有蒸年糕祭天地祭祖祭神的广场祭祀仪式；肖公巴哈节有纵马叼羊、桑刊节泼水的狂欢仪式；布朗人有堆沙塔、泼水节有少女取水的祈愿仪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拓宽节庆文化空间有意味的形式。更有意义的是，各个民族节日的仪式形神互通，心有灵犀，仿佛深层根脉相连的枝干萌发的鲜花翠叶。如布朗人迎接太阳的仪式与汉族传统的守夜、爆竹贺年仪式，莫非同质异构吗？侗年新年最高餐仪的酸汤鱼，与汉族半坡以来鱼图腾不是深刻吻合吗？为获取“年年有余”祈愿而餐桌鱼盘甚至是木雕鱼，更不用说木版年画胖娃娃抱鱼的年画？塔吉克新年餐桌上簇拥大馕而象征春来人间的七种食品，不也与汉族传统立春的五辛盘同质同构吗？神州共欢乐，天涯心相通。虽或说汉族节日多家庭团聚，却也有群聚打年糕的广场、聚船观剧的湖泊与祭祀先贤的江河语境；而少数民族节日多广场狂欢，却也有家庭团聚的融融乐乐。看似日常朴实自在的周旋揖让，却又衔接着生产、生活与人情礼势的高格调生存样态。细细琢磨便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亲相和，触及心灵的柔软之处而心境澄明。恰如作者所说：“自古以来它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抚平人们生命中的褶皱。”

　　值得注意的是，《岁月欢》所述的每个节日，如作者所经历的每个地方，她都在亲切温馨的氛围中自然融入，无论个体或群体，都是自由与欢乐的组合，没有外在的权威，没有等级的规制，没有异样的拘束，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由歌唱，圣洁的仪式，有的是岁月更新的期待与梦想，节日的欢乐仿佛神仙的手指触到任何一处都熠熠生辉。人们焕然一新的服饰是净化仪式的初始，而理想的境界将随着刷新的年岁姗姗而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只要在节日里相遇，彼此无设防地接纳，笑容灿烂如太阳，心心相印仿佛兄弟姐妹一般。说到这里，我甚至觉得书中首页的照片似可作为全书意境的象征，那是作者以灿烂的笑容与章朗老寨迎太阳的队伍手臂相挽。其实写节日如此狂欢，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因为它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不难看出。更新的岁月，引我们上升。因为它既是各美其美色彩浓郁的多元节日，又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1版）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